2月1日,河南省开封市,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坐在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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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瑞林曾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一名官员,职责是协助穆斯林群体在国家框架中“顺利融入”社会。直到有一天,官方对宗教的敌意变得无法再承受。
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,马瑞林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。
白天,他执行的是一套用于规范、管理乃至控制穆斯林群体的政策;夜晚,他悄悄走进清真寺祈祷。为了避开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,他进入清真寺时,总会戴上一顶摩托车头盔。
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必要性——因为中国的监控体系,正是他亲手参与构建的一部分。
“白天,我的脸和身边的同事没有任何不同,”他说,“到了夜里,当我跪在祷毯上时,我才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”
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,马瑞林一直任职于中国宗教事务体系,是一名典型的技术型官僚。他负责制定和执行穆斯林社区的相关政策,并多次率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。
大约十年前,随着中国政府显著加大对伊斯兰教的管控力度,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他,开始无法再调和自己在体制内的角色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冲突。
如今,50 岁的马瑞林定居纽约。他清楚,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可能会给家人带来风险,但他仍决定开口。
坐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馆里,他如今在这里担任经理,马先生显得从容而平静。
“我自由了,”他说,“我终于能够与自己和解。”
一名中共干部移居美国已属少见,而公开反思并批判自己曾服务过的体制,更是凤毛麟角。
在一系列访谈中,马瑞林讲述了自己从体制内执行者,转变为体制批评者的过程。这段经历,也为外界提供了一扇难得的窗口,让人得以窥见中国如何在制度层面运作宗教控制。
转折点出现在 2015 年。
那一年,马瑞林以甘肃省宗教事务部门伊斯兰事务处负责人的身份,率团前往麦加朝觐。他将那次经历形容为一次“精神觉醒”。
那是他第五次前往麦加。在此之前,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“文化意义上的穆斯林”,而非虔诚的信徒。为了融入身边的官员群体,他喝酒,也很少走进清真寺。
但在那一年,他的内心发生了转变。他戒掉了烟酒,开始规律祈祷。
与此同时,他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,尤其是自己的工作。
“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,你必须对党保持绝对忠诚,但却不能保有人性,”他说,“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被管理、被支配的对象。”
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“原罪”:协助党构建了一整套针对穆斯林的控制、监控与排除机制。
例如,在 2008...
1月31日,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。网友发视频称:人口剧降和老龄化已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。以他们塆(村)为例,一个总人口不足300人的自然村,60岁至90多岁的老人已接近80人。养育压力不断加大,年轻人大多只生一个孩子,二胎、三胎极少。二零二五整个农历年里,村里去世7人,其中6人为七八十岁的老人,没有娶回一个媳妇,只出生了1个孩子,人口下降趋势十分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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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31日,广西柳州市柳江粮安工程中心,一名年近80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帮儿子讨要拖欠四年多的血汗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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