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瑞林曾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一名官员，职责是协助穆斯林群体在国家框架中“顺利融入”社会。直到有一天，官方对宗教的敌意变得无法再承受。
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，马瑞林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。
白天，他执行的是一套用于规范、管理乃至控制穆斯林群体的政策；夜晚，他悄悄走进清真寺祈祷。为了避开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，他进入清真寺时，总会戴上一顶摩托车头盔。
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必要性——因为中国的监控体系，正是他亲手参与构建的一部分。
“白天，我的脸和身边的同事没有任何不同，”他说，“到了夜里，当我跪在祷毯上时，我才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”
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，马瑞林一直任职于中国宗教事务体系，是一名典型的技术型官僚。他负责制定和执行穆斯林社区的相关政策，并多次率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。
大约十年前，随着中国政府显著加大对伊斯兰教的管控力度，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他，开始无法再调和自己在体制内的角色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冲突。
如今，50 岁的马瑞林定居纽约。他清楚，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可能会给家人带来风险，但他仍决定开口。
坐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馆里，他如今在这里担任经理，马先生显得从容而平静。
“我自由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终于能够与自己和解。”
一名中共干部移居美国已属少见，而公开反思并批判自己曾服务过的体制，更是凤毛麟角。
在一系列访谈中，马瑞林讲述了自己从体制内执行者，转变为体制批评者的过程。这段经历，也为外界提供了一扇难得的窗口，让人得以窥见中国如何在制度层面运作宗教控制。
转折点出现在 2015 年。
那一年，马瑞林以甘肃省宗教事务部门伊斯兰事务处负责人的身份，率团前往麦加朝觐。他将那次经历形容为一次“精神觉醒”。
那是他第五次前往麦加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“文化意义上的穆斯林”，而非虔诚的信徒。为了融入身边的官员群体，他喝酒，也很少走进清真寺。
但在那一年，他的内心发生了转变。他戒掉了烟酒，开始规律祈祷。
与此同时，他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，尤其是自己的工作。
“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，你必须对党保持绝对忠诚，但却不能保有人性，”他说，“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被管理、被支配的对象。”
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“原罪”：协助党构建了一整套针对穆斯林的控制、监控与排除机制。
例如，在 2008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