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好快的速度，好大的面子”

2 月 2 日，据多家媒体及法律界人士消息，中国知名媒体人、前调查记者刘虎因涉嫌“诬告陷害罪”“非法经营罪”，被成都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目前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。

消息称，刘虎此前与另一名自媒体人巫英蛟联合发布文章《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，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》，内容涉及四川省蒲江县县委书记招商引资相关问题。文章发布后，两人被四川警方带走调查。目前，巫英蛟仍处于失联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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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T @whyyoutouzhele: 继广西“亮证姐”后北京再出“亮衣姐”
近日，北京两名女子因行车纠纷发生争执，随后一同在路边等候交警到场。等待过程中，奔驰女突然转身打开后备箱，取出一件印有“公安”字样的大衣并当街披上。就在她穿上外套的那一刻，腰杆瞬间挺直，气场立刻完成切换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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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日 比亚迪发布了2026年1月产销快报，数据显示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。根据公告，比亚迪1月共销售新能源汽车210,051辆（约21.01万辆），同比减少约30.11%（去年同一时间的数据进行比较），环比（与上一个月的数据进行比较）下降约50.0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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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事实真相》
1月31日，网友发布了一首自创歌曲《事实真相》。
以音乐形式回顾了东航空难、唐山烧烤打人事件、“路虎女打军人”、邯郸校园霸凌等多个社会热点事件，以讽刺的方式串联起这些事件的共同结局：喧嚣一时的“事实真相”，最终都悄然归于沉默，化作云烟。
评论区的网友纷纷表示：“这首歌才应该上春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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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红书内部人员投稿：
平台近期针对境外手机号的集中封禁，并非“技术误判”，而是公司内部明确部署的策略性行为。

网友表示表示，公司内部将相关措施称为“风险预判隔离”。凡手机号前缀非“+86”的账号，无论是否发帖、互动，甚至仅浏览内容，系统都会被自动标注为“高风险”，并触发封禁或限制使用。
弹窗中所显示的“自动化程序”“虚假信息”等提示，实为统一的对外话术。

爆料还提到，这一做法与公司战略调整有关。内部会议多次提及要“对标 TikTok”，并承接其在海外受阻后可能留下的市场空间。在此背景下，小红书主站被要求提高所谓“信息纯净度”，对境外账号进行无差别清理。

与此同时，该人士称，公司正为一款面向海外市场的新产品“RedNote”进行铺垫。当前对境外账号的封禁，被视为为新平台“清场”，以引导海外用户转移阵地。其指控称，新产品在权限和数据采集层面将更为激进，可能涉及对海外用户社交关系与行为数据的深度收集。

此外，网友还提到，小红书此前曾在台湾市场推进一系列本地化与文化传播运营策略，但因当地监管加强和平台受限，相关计划未能落地，内部投入的资源和方案被迫搁置。

针对申诉机制，该网友称，后台每天收到大量解封申请，但多被直接驳回，内部称之为“策略性忽略”，以完成既定的运营与合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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📝 引用推文:
近日，小红书被曝开始封禁使用国外手机号在国内注册的账号。多位网友反映，自己从未发布过任何内容却遭到封号，平台给出的封禁理由也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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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投稿：
关于中国足球的内容我也投个稿吧
我是真正收到影响的相关业内人，这次第二批名单里各俱乐部的反应很微妙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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📝 引用推文:
网友投稿：李老师，我在国内足球行业工作了两年，据我所知道的消息来说，你今天发布的YouTube视频里涉及到的足球行业假赌黑扣分罚款，最初是来源于2022年大年初一中国男足1-3越南，习近平看了比赛后很不满意，就从李铁开始查，现在是公布了第二批名单，还有很多人还没被查或者还在调查没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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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2日，A股市场有色金属板块集体暴跌，多只股票跌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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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日，河南省开封市，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坐在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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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9日，谷歌威胁分析组发布25年第四季度简报
过去4个月，Youtube共封锁了10102个与中国有关的外宣频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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📝 引用推文:
X 负责人Nikita公开承认目前 X上的中文搜索被中国政府操纵：
每次发生政治动荡，中国政府就会动用上千万的账号在X搜索结果中充斥色情内容，以防止其公民获取实时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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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YT： 从体制内到流亡者：“我自由了”：一位在中国失去信仰的穆斯林官员，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
马瑞林曾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一名官员，职责是协助穆斯林群体在国家框架中“顺利融入”社会。直到有一天，官方对宗教的敌意变得无法再承受。

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，马瑞林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。
白天，他执行的是一套用于规范、管理乃至控制穆斯林群体的政策；夜晚，他悄悄走进清真寺祈祷。为了避开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，他进入清真寺时，总会戴上一顶摩托车头盔。
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必要性——因为中国的监控体系，正是他亲手参与构建的一部分。
“白天，我的脸和身边的同事没有任何不同，”他说，“到了夜里，当我跪在祷毯上时，我才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”

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，马瑞林一直任职于中国宗教事务体系，是一名典型的技术型官僚。他负责制定和执行穆斯林社区的相关政策，并多次率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。
大约十年前，随着中国政府显著加大对伊斯兰教的管控力度，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他，开始无法再调和自己在体制内的角色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冲突。
如今，50 岁的马瑞林定居纽约。他清楚，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可能会给家人带来风险，但他仍决定开口。
坐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馆里，他如今在这里担任经理，马先生显得从容而平静。
“我自由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终于能够与自己和解。”

一名中共干部移居美国已属少见，而公开反思并批判自己曾服务过的体制，更是凤毛麟角。
在一系列访谈中，马瑞林讲述了自己从体制内执行者，转变为体制批评者的过程。这段经历，也为外界提供了一扇难得的窗口，让人得以窥见中国如何在制度层面运作宗教控制。

转折点出现在 2015 年。
那一年，马瑞林以甘肃省宗教事务部门伊斯兰事务处负责人的身份，率团前往麦加朝觐。他将那次经历形容为一次“精神觉醒”。
那是他第五次前往麦加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“文化意义上的穆斯林”，而非虔诚的信徒。为了融入身边的官员群体，他喝酒，也很少走进清真寺。
但在那一年，他的内心发生了转变。他戒掉了烟酒，开始规律祈祷。
与此同时，他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，尤其是自己的工作。
“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，你必须对党保持绝对忠诚，但却不能保有人性，”他说，“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被管理、被支配的对象。”

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“原罪”：协助党构建了一整套针对穆斯林的控制、监控与排除机制。
例如，在 2008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