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裁判文书已死》
前两天，我想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最新的类案，结果输入关键词，发现2025年的类案少得可怜，检索出来大都是撤诉裁定书，或者是极为简单、几百字的判决书。
曾经被誉为司法阳光工程的平台，如今却像一座空荡的档案馆：门开着，内容却在悄然蒸发。
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感受，是所有法律人共同的感触。
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上线，文书公开数量逐年增加。
2019年更是公开了近2000万的文书，2020年有1800万，2021年也有1600万。
可是到了2024年和2025年，公开文书的数量仅有750万左右。

我始终感谢裁判文书网的诞生，认为它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次跃进性革命。
首先，裁判文书网成为了全民普法的活教材。
它使得冰冷抽象的法条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走入寻常百姓家，公众得以窥见司法运作的逻辑。
裁判文书网的公开，为公众提供了权威、完整的事实依据和法律说理。
这种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法制教育，能够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。

裁判文书网也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智能引擎并统一裁判尺度。
对于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和学者而言，裁判文书网是无可替代的工具库。
律师在代理案件时通过检索类案来预判风险；
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参考在先判决，确保同案同判；
学者能从中发掘司法实践的真实逻辑，推动理论与实务的互动。
可以说，裁判文书网它极大的降低了法律工作的信息成本，提升了专业效率、精准度。

裁判文书网也成为倒逼司法公正的无形监督。
文书上网意味着法官的每一次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和逻辑推理都将接受同行与历史的审视。
这种压力迫使法官更加审慎负责的写每一份文书。
这种来自公开的倒逼机制是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然而，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。

文书数量的锐减并非简单的开倒车，而是多重复杂矛盾交织下的必然调整。

首先，我们国家海量公开文书和隐私保护之间的艰难平衡。
这个困局非常直观。
打官司对当事人而言，尤其是家事纠纷、商业丑闻或者个人不幸，都不是光彩的事。
尽管采取了匿名化处理，也会在高度互联的信息社会，结合特定的案情、时间等要素对号入座，风险依然存在。
近年来，因裁判文书泄露个人信息引发的歧视、诈骗案件时有发生。
但是，如果为了保护过度而隐去各种信息，又会使文书丧失研究价值，公开意义大打折扣。
所以，如何在保护和公开之前划定合理界限，是亟待解决的技术和伦理难题。

其次，法官不堪重负的现实冲突。
文书上网工作，多数法院...

后续：河南新蔡死亡学生的姑父，账号已成私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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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赛博信访局 近期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附近的访民纪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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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论文研究发现：晋升院长后，教授也能“跨界精通”陌生领域
近日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一篇研究论文指出，高校教师在晋升为院长后，其学术合作关系网络会出现显著变化。
更倾向于与原本不熟悉研究领域的学者建立合作联系，呈现出借助行政权力推动跨领域合作的现象。
论文显示，行政权力及其所带来的资源分配能力，能够显著提升中国顶尖高校院长的专利产出。研究通过构建院长个人信息数据集，对其任职前后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对比，发现教授在晋升院长后，专利申请数量会迅速上升，而任职前并无明显增长趋势，即存在显著的“院长效应”。

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，研究认为可能来自多重机制：既包括基于科研能力提升的选拔因素，也包括院长职位带来的科研资源获取优势，以及对项目署名、资源配置等权力的掌控。结合反腐败运动这一自然实验，论文进一步提供因果证据，表明权力与资源分配在“院长效应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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